徐卫刚部长(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经济部部长)、李旭鸿部长(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行政财务部副部长)、Kenneth(香港上市公司商会副主席林建兴博士)、Christopher(香港董事学会主席陶荣博士)、Clement(香港上市公司审核师协会有限公司主席陈锦荣)、各位嘉宾、各位朋友：股票配资申请

ACCA香港分会税务委员会联席主席陈志伟表示，为了令香港家族办公室的规模更庞大及投资组合更多港元化，建议香港政府扩大有关税务优惠的资产类别，涵盖工商物业投资。而在政府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方面，ACCA建议强制投资于香港的旗舰基建项目，如北部都会区和交椅洲人工岛等，以与香港政府的其他战略发展产生协同效应。

新中国在建国初期经济困难，为何还要“无偿援外”？并不是穷大方

谈起中国的对外援助，最著名的一项方针当属周总理在1963年底到1964年初提出的“对外援助八项原则”，这是周总理在视察非洲十国之后提出来的。

1964年，周恩来在第三届人代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别》表示：预计到1964年年底，我国的对外援助共计支出66亿7千万，其中1961-1964年支出为35亿5千万，占53%。很多人对此不理解，中国在自己还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要援助别人，这不是”穷大方“吗？其实不然。

作为新中国外交的核心决策人，周总理对新中国对外援助有着全局的考虑。新中国成立之初不遗余力的对亚非国家进行援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革命曾经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帮助。“知恩图报”，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强调的一项国际遗义务。

新中国对亚非国家的援助，为我国打破帝国主义的包围与封锁，确立大国地位奠定了基础。20世纪60年代，面对美苏的政治和军事威胁，中国推行“反霸”的国家战略，在两面作战的困境中，团结亚非拉成了主要的战略目标，而对外援助则是最重要的手段。

当时国内对于援助有很多的错误认识，周总理曾说过很经典的一句话：穷国也要有穷朋友，帮助对于双方都有利。事实证明，中国援外工作，配合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在同时面对美苏两个国家的威胁时依然能够打开外交的新局面股票配资申请，并且在亚非国家的支持下，重返联合国，并对国内和平环境的建设起了大作用。